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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甲午年,我們應該反思的那些歷史
2014-06-04 22:03   審核人:

 120年前中日之間進行了一場震驚世界的戰爭,中國戰敗,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日馬關條約》?!恶R關條約》規定:(一)中國承認朝鮮獨立。(二)中國向日本割讓山東半島、遼東半島、臺灣和澎湖列島。(三)中國賠償軍費白銀2億兩(加上贖回遼東半島的3000萬兩共2.3億兩)。以及新開通商口岸,增加內河航線等共11款。
  又逢甲午,國際風云變幻,東海波詭浪譎,日本右翼勢力圍繞釣魚島問題屢屢制造事端,企圖通過修憲擴大集體自衛權,建立所謂正常國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傾向明顯。這就使120年前那場改變近代中國命運的戰爭,再次勾起我們沉痛的回憶。但今天的甲午已不是兩個甲子前的甲午,祭奠那場遠去的戰爭,我們有無限的殤思。但走進甲午,是為了更好地走出甲午。如果日本軍國主義膽敢再次把戰爭強加在我們頭上,我們是否做好了再打一場“甲午戰爭”的準備?如果再打一場“甲午戰爭”,我們是否能以決戰決勝、決戰到底的勇氣和能力打贏戰爭?我們反思歷史,在于把握現在,贏得未來。
  缺乏適應時代要求的戰略決策體制機制
  對于甲午戰敗之因,梁啟超曾經講到,“西報有論者曰:‘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一人戰耳!’其言雖稍過,然亦近之”。從戰略決策角度分析,清政府戰略決策屢屢失誤,既與決策者自身認識、分析和決斷能力不足有關,更與缺乏先進的戰略決策體制機制有關。
  甲午戰爭是一場大規模的近代化戰爭。近代化軍隊與農業時代的軍隊相比,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革。陸軍除了傳統的步兵、騎兵,還產生了新型的炮兵、工兵、后勤兵、衛生兵等,同時海軍艦隊逐步成為主要作戰力量。作戰空間不再局限于陸地和河流,而且延伸到海上。戰爭保障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糧草等方面,而且涉及國家的工業、交通、通信、金融體系等。
  從東北亞戰略形勢看,這場戰爭不僅與中國、日本和朝鮮的歷史命運直接相關,而且將英國、俄國、德國、美國、法國等大國卷入進來。各種國際力量及其利益在這里縱橫交錯。在如此復雜的戰略環境中進行決策,必須把內政與外交、軍事與政治、陸戰與海戰有機統籌起來。如果沒有一個完整、科學的近代化決策體制機制,不可能做出正確有效的戰略決策。
  日本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逐步建立了新的戰略決策體制機制。早在1878年,日本就開始模仿德國的陸軍制度,將參謀局改為參謀本部。參謀本部是一個近代化國家武裝力量的最高指揮機關,它的職責是貫徹和執行最高統帥的命令,擬定、落實作戰計劃,組織進行戰前動員,指揮協調各部隊、各軍種、兵種之間的配合以及調動部隊作戰。至1879年,參謀本部已經能夠有效履行職責。
  1893年,天皇又批準《戰時大本營條例》。在大本營中,參謀總長參與籌劃最高統帥部的機密事項,負責擬定全軍的重大作戰計劃。在大本營中設置各機關的高等部,根據重大作戰行動計劃管理相應事務。1894年戰時大本營正式開設后,為了統籌軍事、政治和外交諸方面,日本首相和外相也都參與大本營會議,共同決策。決策層盡管有內爭,但能夠一心對外,從民主到集中,形成統一意志。
  反觀清政府,其戰略決策、外交交涉以及戰爭中清軍部署等重大事項,幾乎都交由年逾七旬的李鴻章一人或數人承擔。清政府決策層多數從未跨出過國門,視野狹隘、年齡老化、體制僵化、多方受制。以李鴻章為代表的“辦事者”,不得不在正面抗敵的同時,還要在背面應對“評論者”的冷嘲熱諷乃至落井下石。龐大的大清帝國沒有相應的國家職能機構可利用,部分輔助決策的人員,還是沿襲千余年來所謂的“謀士”、“幕僚”。這些人大多擅長詞章之類的清談,既不了解日本也不能正確認識自身,尤其對于新時代的大國關系、軍事上的多兵種大兵團作戰、近代化的戰爭規律等問題更是一竅不通。戰爭爆發后,他們大多只會發出諸如“蕞爾小邦,螳臂擋車”或“傳檄列島,踏破東京”的虛談空論,根本拿不出實際的軍事行動方案。戰爭爆發后,疏于戰爭準備的清軍慌忙應戰,最后只能是全軍潰敗的悲慘結局。
  經過250年的興衰沉浮,清朝初年尚武的精神與體制都已流失殆盡。武官的權力和地位不斷被削弱。地方決策權集中在屬于文職系統的總督、巡撫手中,當戰爭發生時,各省總督臨時任命調動將軍參戰。李鴻章身為大清國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既是政務官員,又是主管北洋外交事務的外交官,同時還兼任對日作戰的總司令。這樣的職權,與近代戰略決策體制極不符合,國家軍政體制極為混亂,對于一場關系國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戰爭來說,無疑是有違近代化戰爭規律的致命缺陷。
  大敵當前,如果把整個國家與民族的命運全部寄托在個別決策者身上,不僅是危險的,也是不公平的。甲午戰爭的失敗固然有慈禧、李鴻章等的個人原因,更與缺乏戰略決策的組織形式密切相關。正是基于此類反思,甲午戰爭后,晚清軍事改革者大都高呼改革首先要從改革軍事制度入手。
  任何決策,都是通過一定的組織形式來實現的,這對于發揮戰略決策的效能十分重要。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信息化不斷發展,安全環境更加復雜多變,不僅要求戰略決策者具備多謀、善斷、速斷的素質,更需要建立科學、高效、精干的戰略決策體制機制,以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協調各方面、各系統的關系,為決策者在面臨重大威脅或危機爆發時作出正確的決斷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缺乏應對復雜困難情況的戰略對策
  進行戰略決策,必須要有應對各種復雜困難情況的充分準備,特別是要把戰略決策的底線放在應付出現最壞情況的可能上。對復雜困難的一面想得越多、準備得越充分,爭取勝利的把握就越大。
  甲午戰爭中,日軍大本營根據可能出現的情況,制定了三種方案,對各種情況都作了深入的研判和準備。第一,如海戰大勝,掌握了黃海制海權,陸軍則長驅直入北京;第二,如海戰勝負未決,陸軍則固守平壤,艦隊維護海峽的制海權;第三,如海戰大敗,陸軍則全部撤離朝鮮,海軍守衛沿海。日軍大本營甚至做好了北洋海軍攻擊日本本土的計劃。戰爭爆發前,日軍估計清軍向朝鮮派兵可能會達到5000人,日本為了必勝則需要6000至7000兵力。戰爭爆發時,清軍在朝鮮的兵力只有3600人左右,而日軍在朝鮮總兵力已達7000多人。同時,針對可能出現英國和俄國對日本的軍事干涉,日本展開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動??v觀日軍整個戰略決策過程,處處體現出立足最困難的情況,作最壞的準備,實現最低的目標。
  反觀清政府方面,卻將希望寄托在通過戰略威懾推遲戰爭爆發上,而不是立足于真打、早打的準備。朝鮮危機出現以后,袁世凱密報李鴻章日本已派軍艦前來,并要求李鴻章令正南巡的北洋艦隊迅速北返或直航朝鮮。但李鴻章卻天真地認為日本首相“伊藤尚明大局,不致嗾韓匪起事”,“伊藤與吾交好,非虛偽”。但日軍卻大舉入朝,占據仁川、漢城一代戰略要地,做好了先發制人的準備。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局,清政府一開始表示震驚,但又認為這不過是“造聲勢”、“爭體面”,仍做著完全憑外交手段退敵的美夢。此后,隨著日軍的步步進逼,前線將領提出“事至今日己無可閃避,不如制敵機先,予敵人以迎頭痛擊,挫其鋒銳”,但李鴻章卻給提出此先發制人建議的林泰曾記過處分,認為“日本添兵,雖謠言四起,并未與我開釁,何必請戰”。
  在“和”與“戰”問題上,清政府不是立足于“戰”上;在如何“和”上,又將希望寄托于列強對日本的干涉上。當時,列強在東北亞地區既有共同利益,又有深刻矛盾,它們對戰略形勢的走向、戰爭的爆發、戰爭的進程以及和平談判等各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制約作用。這種情況對中國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李鴻章等人希望利用俄國和英國來壓制日本,確實有一定根據且具備條件。但是,他們醉心于外交調停,對列強的干涉期望過大,誤以為俄國、英國會拔刀相助,不立足于自身的努力和發揮自身的優勢去贏得和平,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英國人赫德曾說:“所有國家均向中國表示同情,并說日本這樣破壞和平是不對的。但沒有一個國家采取任何實際行動幫助中國?!薄巴饨话阎袊_苦了,因為信賴調停,未派軍隊入朝鮮,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br />  在戰略決策時,清政府不是力爭想到各種因素和條件,而是凡事都偏向于往好處思考,沒有早打、大打、突然打、長期打、在自己本土打或到日本本土打的計劃,無論是戰略計劃的制定,還是戰爭動員、后勤工作、兵力部署諸多方面都雜亂無序。正如當時美國駐華大使田貝在致美國總統的秘密報告中指出的那樣:“中國以完全無準備狀態卷入戰爭,乃史無前例?!?br />  缺乏對戰爭的精心設計和周密謀劃
  精心設計戰爭,周密謀劃戰爭,是戰略決策的重要內容,也是事關戰爭勝負的重大問題。設計和謀劃戰爭,必須以戰略目標為依據,以國家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為基礎,同時考慮地理條件和國際國內支持程度等因素。
  甲午戰前,日本對侵略中國和朝鮮的戰爭進行了長期的研究和設計,明確了戰爭的目標任務、制定了戰略方針。戰時,在每次會戰的戰略決策中,日軍不僅明確了具體的戰略方針,還規定了陸軍與海軍如何協同、如何設立兵站、何時切斷何處電線、何時派出偵察兵等等。例如,在旅順會戰中,日本聯合艦隊一方面積極協助第二軍登陸,一方面密切監視海上態勢,尋機殲滅清軍艦艇。
  與之相比,清政府全然沒有一套應付日本進攻的戰爭構想,更沒有制定出應付各種可能情況的作戰預案。甚至連敵人何時可能發動戰爭也一概不知。
  豐島海戰之前,北洋艦隊明確得到“倭艦將要來截”的情報。丁汝昌“電請鴻章率我海軍大隊繼發接應”,以防日艦偷襲。而此時的李鴻章對戰爭中的重大決策全無考慮,依然相信日本會遵守“萬國公例”,拒絕了丁汝昌的請求。戰爭開始后,清朝政府也沒有系統完整的戰爭設計和謀劃。1894年8月1日,清王朝被迫對日宣戰,光緒皇帝頒布諭旨:“倭人渝盟肇釁,無理已極,誓難再予姑容。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陸續進發,以拯韓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及統兵大臣,整飭戎行,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勿得稍有退縮,致于罪戾?!边@實際上是一個政治口號,沒有可操作性的作戰方針和原則。戰爭初期,清廷四支大軍齊集平壤,卻毫無戰略謀劃,統帥葉志超根本不知道應該如何應敵,關鍵時刻首先想到逃跑。
  吸取歷史的教訓,就是要根據信息化條件下戰爭力量多元、時間縮短、節奏加快、空間廣闊、首戰即決戰的特點,把“在哪打仗”、“與誰打仗”、“打何種仗”、“怎么打仗”研究透,對可能的戰爭進行精心設計、縝密謀劃,有針對性地進行充分準備,確保打贏戰爭。
  缺乏戰略指導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戰略決策是戰略指導能力的集中體現,是一種高度創造性的思維活動。在甲午戰爭中,清政府的戰略指導非常消極,更沒有任何創造性可言。
  平壤戰役前夕,由于日本聯合艦隊與北洋海軍還沒有決戰,制海權的歸屬不明,日軍一開始不敢向靠近平壤的仁川登陸,只能從朝鮮半島最南端的釜山和東部的元山登陸。當時正處于炎熱的八月,漫長的山地為日軍行軍和后勤補給造成了極大困難,如果清軍再予以攻擊,日軍就有面臨失敗的危險。為了挽救危機,日軍大本營決定冒險從仁川登陸。但在當時北洋海軍主力完整的情況下,這種做法完全是一種賭注。
  然而,豐島海戰之后,李鴻章只是命令丁汝昌率北洋艦隊赴漢江附近洋面“游巡”,一再指示“能保全堅船為要,仍盼速回”。8月23日,日本聯合艦隊竄至旅順、威??谕鈧刹祢}擾,清廷甚為驚恐,頒布諭旨:“威海、大連灣、煙臺、旅順等處,為北洋要隘,大沽門戶,海軍各艦應在此數處來往梭巡,嚴行扼守,不得遠離,勿令一船闖入?!痹谶@種情況下,李鴻章正式明確了“保船制敵”的思想,即關鍵在“保船”,而非“制敵”?!度毡竞\娛贰泛髞硪部偨Y說:“占絕對優勢的北洋艦隊覆滅的根本原因在于戰術錯誤,丁汝昌的上司李鴻章不接受丁汝昌積極進攻的主張,采取消極保存艦隊的錯誤政策,讓艦隊始終在沿?;顒?,以保護陸軍,從而錯過了對日軍、特別是對日運輸隊實施攻擊的良機?!?br />  從整個戰爭過程來看,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清政府高層在戰略決策上普遍消極保守,既缺少戰役戰斗上的主動進攻,也沒有戰略上的主動出擊。
  可見,戰略決策中增強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極其重要,消極防御、怕冒風險、因循守舊必然導致被動挨打。即使面對強敵,也要積極進取,正確把握防御與進攻、后發與先制、內線與外線,靈活運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戰略思想。
  缺乏堅定的戰略決心和意志
  戰略決策是決策者籌劃指導戰爭全局能力與素質的集中體現,它要求決策者具有無畏的勇氣、果敢的魄力、堅強的意志與堅韌的毅力。在這些方面,清政府與日本戰略指導者的差距也是非常之大。
  在整個甲午戰爭中,清政府決策者自始至終就沒有必勝的信念和放手搏擊的勇氣。尤其是到了戰爭后期,只知一味乞求和平,既無戰略,也無策略,更無膽略。
  當時,面對清政府的乞和,盡管日本政府在談判桌上盛氣凌人,以勝利者自居,但在其貌似強大的背后,卻存在著極大的空虛。因為日軍在戰場上看似所向披靡,但是已經到達進攻的頂點。因為戰場上壓力過大,甚至開始有日軍士兵自殺。盡管日軍所到之處大肆掠奪,但畢竟小國寡民,日本國內的人力、物力、財力已消耗殆盡。清政府駐英公使從英國外交部得到消息:“聞倭兵傷亡甚多,不僅苦于戰,且凍餒難耐?,F倭在英借債,匯豐密告?!倍韲v日本使館的情報指出:“(日本)所有軍艦鍋爐,經過十個月連續不斷使用的結果,已經破壞到這樣程度,以致船只的最起碼速度都無法維持,所以船只都急待整修和更換鍋爐?!比毡就鈩沾蟪缄憡W宗光也承認:“國內海陸軍備幾成空虛,而去年來持續長期戰斗之我艦隊及人員、軍需等,均告疲勞缺乏?!庇短┪钍繄蟆氛J為,“日軍在中國已陷入困境,戰爭的轉折點即將到來”。因為中國的優勢還是潛在的,只有在戰爭繼續堅持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逐步顯現出來。而要將潛在優勢轉化為現實優勢的決定條件,就是決心將戰爭拖下去。
  當時,中國國內很多人看到了這一點。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認為:“但能力與之持,不過三年,彼必死亡殆盡?!蹦涎蟠蟪紕⒗ひ徽J為:“割地、賠款多節,目前固難允行,后患更不堪設想,宜戰不宜和,利害輕重,事理顯然?!谖抑鬼殘皂g苦戰,否則高壘深溝,嚴為守御。倭奴懸師遠斗,何能久留?力盡勢窮,彼將自為轉圜之計。況用兵兩年,需餉不過數千萬,較賠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費愈多?!志谩?,實為制倭要著?!币虼?,《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開后,全國上下掀起了“拒和、遷都、再戰”的呼聲。
  那么,假如日本能夠打下去,直至占領北京又如何呢?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早就說過,“清國將是滿朝震驚,土崩瓦解并陷入無政府狀態”。若是清政府因此而瓦解了,那么日本便失去了和談的對手,找誰去割地賠款呢?已經到手的戰爭利益就會大打折扣。同時,日軍長驅直入,已經嚴重觸犯了列強在遠東地區的利益。英國《標準報》評論,如果日本和談條件過高,各國將聯合起來,采取手段讓日本認識到各國聯合的意志是不能抗拒的。后來《馬關條約》簽訂引發的“三國干涉還遼”事件,就是這一情況的直接證明。
  當時,極端腐朽的清政府決策者最擔心的是如果持久作戰,王朝在日軍的沖擊下就有傾覆的危險。但是根據當時的情況分析,掣肘日本決策者的矛盾和問題,比清政府決策者面對的局面還要復雜,日軍戰略指導者決策起來更加艱難。這種情況是對中日雙方決策者戰略決心和意志的極大考驗。然而,清政府決策層對戰爭的前途已經完全喪失信心,為了確保王朝的私利和政治前途,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歷史告誡我們,戰略決策的風險是絕對的,相應帶來的冒險也是絕對必要的。因此,戰略決策者必須要有風險意識和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膽識與氣魄,善于在極大風險意識中發現和創造機遇,作出最佳抉擇,最大限度地捍衛國家利益,最大可能地打贏戰爭或爭取和平。
  結語
  戰略決策具有巨大的風險性、激烈的對抗性、超常的創造性、高度的時效性,戰略決策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國家安危、民族興衰、利益得失和戰爭勝敗。我們要認真吸取甲午戰爭戰略決策失誤的歷史教訓,本著對歷史負責、對國家和民族負責的精神,加強戰略決策的研究和籌劃,在國家安全面臨重大威脅時,慎重決策、果斷決策、高效決策、科學決策,有效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發展利益。(作者署名:肖天亮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主任)
  解析晚清軍事改革無國防工業致被動挨打
  甲午戰爭爆發前,從19世紀60年代初期開始,晚清政府啟動了以自強為宗旨、以引進西方先進軍事技術為核心的軍事改革。這次不徹底的改革沒有挽救晚清沉淪的命運,以甲午戰爭的慘敗為標志而宣告失敗。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晚清軍事改革教訓慘痛,發人深省,對于我們今天的軍事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鏡鑒作用。
  晚清軍改取得一定成效
  內憂外患中的晚清政府于1862年開始實施洋務運動,開啟了軍事改革的大幕,意圖通過引進西方先進軍事技術打造“利炮堅船”和“利器精兵”,實現“自強御侮”、“救亡圖存”的目的。這場軍事改革在開闊軍事視野、推行軍事教育、培育軍事人才、引進西方武器裝備和借鑒西方軍事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其歷史作用不容完全抹殺。
  軍事改革最主要的成就是將近代西方槍炮和艦船技術引入中國,購買和制造了一些近代武器裝備,使得中國軍隊進入火器時代。洋務派建立了數十家近代兵工廠。經過積極的引進和仿制,甲午戰爭前中日兩軍火器的技術差距縮短到10年左右。中國的艦船技術在19世紀下半葉逐漸接近西方水準。甲午戰爭前,清政府主體武裝力量已基本實現了武器裝備的火器化。以1888年北洋水師的正式成軍為主要標志,晚清軍事改革在海軍建設方面達到了頂峰。
  晚清發展近代軍事教育,培育多兵種軍事人才,并聘請了英法專家擔任軍事智囊。在開明督撫大臣的努力下,福建船政學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學堂、天津水師學堂、北洋武備學堂等中國第一批近代軍事學堂逐步建立起來。同時,清政府還先后派出數批90余人到西方國家學習軍事。北洋海軍主力艦只的管帶均從福建船政學堂畢業,其中部分還是學成歸國的留學生。同時,清政府還設立了嶄新的近代海軍軍種制度,并對陸軍兵種制度進行了局部改革。1888年頒布的《北洋海軍章程》兼采英德等國海軍制度優長,成為中國近代海軍軍種制度確立的里程碑,代表了甲午戰爭前晚清軍事制度改革的最高成就。
  “只變事不變法”流于表面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獨特軍事傳統和保守戰略思維的大國里,在不觸動封建專制制度的情況下,洋務派能取得這些成就實屬不易。但是,這場聲勢浩大的軍事改革具有嚴重的片面性、局限性和不徹底性,經不起真槍實彈的實戰檢驗。
  晚清軍事改革流于表面,止于購買西式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的“器物”層面。軍事改革沒有觸及軍隊戰斗力提高的本質,盲目崇拜西方軍事技術,在戰爭制勝根源的問題上始終存在模糊認識。軍事改革僅僅停留在更新裝備和改善教育訓練的低層次上,對于軍事制度和軍事思想的深層次改革沒有明確的認識和具體措施。晚清改革者“只變事不變法”,許多區域性改革最終也陷入因人而興、人去則廢的境地。
  軍事組織體制的改革收效甚微,軍事制度改革方面沒有多少建樹。清廷固守腐朽沒落的“朝制”,把軍事改革局限于技術層面,缺乏對戰略層面軍事領導和管理體制的徹底改革。晚清軍事制度十分混亂,舊規與新章互相干擾,裝備新式槍炮的軍隊仍舊維持著過時的勇營編制,新建的海軍官制也完全依照舊軍制,用陳舊的陸戰思維方式指揮和管理新式海軍,導致清軍的整體戰斗力在走下坡路。
  軍事改革缺乏自主自立精神,始終沒有建立獨立可控的國防工業。晚清改革30余年,國防科技工業基礎仍然薄弱,始終未能擺脫對外國的嚴重依賴。直到甲午戰爭前,清軍還不能裝備國產的系列槍炮,導致引進的槍炮、彈藥型號繁雜,維修和使用極其不便,嚴重制約了清軍戰斗力。甲午戰爭前,清政府耗費巨資修建的9家艦船修造廠,相互之間不能配套成龍,導致了北洋海軍維修保障能力低下,無法對戰時受損的艦艇進行及時修復?;鹋趶椝幍然疚镔Y保障嚴重短缺,艦載火炮種類、型號沒有統一標準,雜亂無比。
  晚清軍事改革始終沒有突破軍事制度這個“瓶頸”。在舊體制的邊緣實施改良修補只能取得局部的暫時的成效,但難以應對真正的戰爭。
  日軍改革徹底劍指清廷
  甲午戰爭前,從武器裝備的角度看,中日軍隊實力對比不相上下;但從軍事改革的角度觀察,中國卻落后于日本不止一個時代。日本的軍事改革起步于明治維新時期,雖略晚于清朝,但改革目標明確,總體籌劃得當,改革措施堅決,取得顯著成效,變革的速度和力度遠勝于當時的清朝,形成的近代化戰斗力直接體現在甲午戰爭中。
  日本的軍事改革有著明確的指導思想和戰略目標。日本高舉“脫亞入歐”大旗,倡導“文明開化”,強調知識的力量并不亞于武器的威力。日本效仿普魯士的集權政體,建立“皇權一系”的天皇集權國家,實行“武國”政策,形成了東西復合的軍國主義。
  日本大力引進西方近代化的武器裝備,發展軍事工業,打造近代化兵工廠。日本海軍裝備發展完全以清朝海軍為參照系,著重提升艦隊航速和火炮射速。到甲午戰爭前,日本海軍總體實力實際上已超越噸位相當的北洋艦隊。
  日軍全面模仿西方軍隊,陸軍從編制到戰術都模仿德國陸軍,海軍則師從英軍。日本陸海軍積極接受西方的軍事文化觀念,從思想觀念、作戰理論等各方面都進行了比較徹底的改造,完全吸取了西方進攻性、掠奪性、殖民性的軍事理論精髓。
  日本還大力推進軍事制度改革,建立近代軍事領導指揮體制。1872年設立陸軍省和海軍省,1873年設立參謀本部和監軍本部。1878年成立由陸軍省、參謀本部和監軍本部組成的中央軍事機構,實現了軍政、軍令機關分立。1883年把軍隊鎮臺制改為師團制,建立近代化軍隊組織體制,實現了中央對軍權的統一。1893年5月,日軍制定《戰時大本營條例》,確立舉國一體、高度集權的戰時最高司令部體制。到甲午戰爭前,日本已建立起完善的近代軍事法律體系。
  資料圖:北洋海軍“來遠”號巡洋艦。1895年2月6日凌晨,包括“小鷹”號魚雷艇在內的日軍艦艇偷襲威海港,日軍不僅未損一艇,甚至未傷一人,就擊沉了包括“來遠”號在內的三艘北洋海軍艦艇。
  清軍改革失敗被動挨打
  晚清軍事改革沒有進行周密籌劃,思路不清晰,措施不配套,過程不連貫,結局很凄慘。這場改革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晚清政府缺乏對當時安全環境的準確評估、對安全威脅的應有警覺和對作戰對手的清晰判斷。清朝君臣們對“天朝”之外歐洲近代工業文明的氣息充耳不聞,對世界性的軍事變革趨勢視而不見,軍事改革從一開始就失去了宏觀視野和內在動力。晚清軍事改革缺乏明確的對手指向,單純把軍備建設作為消極防御的手段,危機意識嚴重不足,對迫在眉睫的中日戰略決戰茫然無知。
  晚清統治階層思想觀念保守落后。洋務派所奉行的“中體西用”、“用夏變夷”等指導思想,企圖將中國的“道”與西方的“器”進行嫁接,通過修補改良的方法“師夷長技以制夷”,結果導致了軍事改革的畸形發展。這種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片面認識,成為晚清軍事改革的嚴重障礙,直接導致矛盾和問題越積越多,落后局面積重難返。
  晚清軍事改革缺乏明確指導思想和通盤規劃。洋務運動一度搞得有聲有色,但由于清廷內部政治斗爭的影響,在政治上層和國家戰略層面沒有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中樞,軍事改革始終沒有統一規劃和全盤設計。清朝的海軍建設從一開始就走上了歧路,海軍開建的10余年間沿海各省各自為政,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直到1885年才“千呼萬喚始出來”,但已晚于日本設立海軍省13年。北洋水師更被視為李鴻章個人武裝和政治資本,不得不在政治斗爭的夾縫中艱難生存和發展。
  晚清的軍事改革沒有充足的資源保障。清政府起初雖有改革意愿,但陋病積習和戰略短視導致對軍事改革投入逐漸減少,自上而下的改革缺乏持久動力,其中以挪用海防經費大興土木最具典型性。軍事改革后勁不足,猶如強弩之末。
  軍事改革沒有建立新式戰略理論和學術體系,治標不治本。洋務派雖然也翻譯、引進了一些西方近代的作戰理論和學術思想,但從根本上仍陶醉于中國古典兵學形成的虛幻謀略優勢之中,對于近代海權思想、海戰理論等缺乏系統的研究和了解。
  戰略文化傳統深刻影響著軍事改革的進程和結局。內斂自持型的陸地文明與擴張拓展型的海洋文明必然產生激烈的碰撞與沖擊,其在中國的融合過程困難重重。民族尚武精神的缺失,戰略指導上奉行處處設防、各自為守的消極防御思想,對軍事改革產生了深刻的消極影響,加劇了被動挨打的局面。
  抓住機遇深化軍事改革
  從歷史脈絡來說,我們今天仍處在“富國強兵”歷史坐標的延長線上。如何發揮后發優勢、充分汲取歷史經驗和教訓,仍是我們今天軍事改革不能回避的時代課題。
  必須牢牢抓住軍事改革的歷史機遇。當今世界主要大國普遍進入軍事戰略全面調整期、軍事變革持續深化期、高新武器快速發展期,搶占軍事斗爭制高點的博弈日趨激烈。在周邊安全環境嚴峻復雜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搶占先機,克服“和平麻痹癥”和消極守成思想,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改革。
  必須著眼戰爭形態的加速演變。甲午戰爭給軍事改革設立了一個警示性路標:戰爭是最好的試金石,最容易暴露出一個國家的軍事缺陷和戰略軟肋,最能驗證一次軍事改革的成敗利鈍。未來戰爭形態正沿著信息化方向加速演進,軍事改革必須聚焦戰爭演變規律,劍指未來戰爭,把打贏未來信息化戰爭作為核心指向。
  必須準確破解戰斗力生成模式和戰爭制勝機理。不斷創新戰略指導和作戰籌劃,加速推進戰斗力生成模式轉變,將戰斗力標準貫穿和滲透于軍事改革的各個要素、各個環節,著力解決國防和軍隊建設中存在的體制性障礙、結構性矛盾和政策性問題。
  必須加強軍事力量體系軟硬件的配套改革與完善。軍事改革必須實施學術理論創新、核心裝備技術研發、組織運行模式和法規制度建設等綜合配套工程,力爭實現軍事力量體系各要素的有機結合。(作者署名:王曉彬軍事科學院軍事戰略研究部副研究員)
  戰爭雙方的較量,首先表現為戰略決策的較量。戰略指導者對打還是不打、何時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等重大問題的決策,對戰爭勝負具有極其重大的影響。清軍在甲午戰爭中慘敗,與清政府戰略決策能力不足、決策一再失誤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有必要對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的戰略決策進行分析和反思,研究總結其失誤和教訓,用以啟示未來,進而贏得未來。
  中國關鍵時刻削減軍備預算致甲午戰爭慘敗
  大國輸給小國,根源何在?
  甲午戰爭是世界戰爭史上一場“泱泱大國”輸給“蕞爾小邦”的特例,它不符合常規,但卻真實地發生了。這其中,有深刻的時代背景,它是走向鼎盛的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對走向衰落的封建主義農耕文明的勝利,是中國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不可調和最終走向全面失控的結果,同時又有著深刻的內在必然。這次戰爭,中日角力,不僅僅取決于戰場上的搏殺,也取決于戰前的準備,還取決于戰場之外的較量。
  甲午戰爭的慘敗,其原因教訓可以列出若干,但根源可歸結為三條:
  第一,政治徹底腐敗。中國封建政治文明最大的特點是高度的中央集權。通常的規律是,在王朝鼎盛時期,政治相對清明,朝廷有令必行,社會有序,四方臣服;王朝沒落時期,政治腐朽,完全無力應對和解決內憂外患,無可挽回地要走向崩潰。晚清末年,就處于這樣的歷史節點,統治集團互相傾軋,腐敗盛行,已經到了完全無法應對列強凌辱的地步。徹底的腐敗導致了徹底的失敗。
  第二,備戰嚴重不力。鴉片戰爭后,“師夷長技以制夷”漸成朝廷共識,于是有了洋務運動,近代國防工業得以發展。但在“中體西用”思想的主導下,并無清晰的發展戰略和確定的作戰對手。在日本傾全國之力擴軍備戰的緊要關頭,清政府反而以財政緊張為由削減軍備預算,停購軍艦,停撥經費,放松國防建設,對即將到來的中日對決缺乏足夠準備。
  第三,國家意志力極其薄弱。當時的日本,上下一心,長期準備,一心一意與中國為敵,勒緊褲帶擴軍備戰。而大敵當前的清政府,軟弱怯懦,寄予僥幸,朝綱混亂,政令軍令不一,各種矛盾聚集發酵,社會動員乏力,凝聚不起克敵制勝的統一意志,根本沒有決戰到底的堅強信心和堅定決心。
  悲劇不再重演,路在何方?
  重新審視甲午戰爭,有太多沉重的感悟和啟示,但歸結起來,最重要的有三條。一是必須始終把作風建設擺在生死存亡的高度,作為頭等大事抓好;二是必須始終加強備戰,建設一支能戰勝一切敵人的一流軍隊;三是必須始終具有超強的國家意志力,凝聚全民力量以決戰到底的決心應對一切挑戰和敵人。我們要做到這些,思想和行動就不能定格在過往的歷史上,必須勇于超越,這是時代的呼喚和要求。
  一、我們不能在時間上定格,走向復興一定要超越陳年舊事。
  歷史是一面鏡子,可以反照現實,但歷史僅僅是一面鏡子,不是現實世界。簡單類比會得出錯誤判斷。一定要用科學的態度和正確的方法去看待歷史。
  120年前的甲午,統治者醉生夢死,全不顧社稷安危。為了保住搖搖欲墜的家族統治,朝廷解決“心腹之患”勝于“肘腋之患”,以至于割地賠款在所不惜,封建王朝內部勾心斗角,為防范李鴻章坐大,清政府寧愿養著八旗和綠營,也要堅決遏制北洋艦隊和北洋陸軍的發展。清朝末年的黨爭是歷史上最復雜最嚴重的黨爭。帝黨、后黨、湘黨、淮黨挾國家利益而爭權,把集團利益置于國家安危之上。主戰的帝黨,不明敵情盲目自信,一味主戰,背后希望借此機會奪權;主和的后黨,實際控制朝權,為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權勢,消極備戰、迎戰,力主調停。以李鴻章、左宗棠分別為首的湘淮兩黨,不顧外敵壓境,在窩里斗方面不遺余力,尤其是在用人打仗上甚至到了賭氣用事的地步,非我族類,一概不用。
  大敵當前,需要上下一心,號令一致,令行禁止,政令軍令暢通無阻,但當時的清廷,君臣各有盤算,導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大東溝一戰,北洋水師慘敗,李鴻章奏請南洋水師支援,朝廷下旨:“暫調南瑞、開濟、寰泰三船迅速北來助剿?!眱山偠?、南洋大臣劉坤一以“東南各省為財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為由拒絕。旅順陷落前夕,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張之洞一面積極表態:“舍此四輪亦所不計矣!”同時又自貶南洋官兵:“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練,毫無用處,不過徒供一擊,全歸糜爛而已,甚至故意鑿沉擱淺,皆難預料?!币蟊毖笈扇?,“將此四輪管帶全行更換”,故意為難北洋,最終未派船艦助戰北洋。
  此時非彼時,來時非今時。我們要從歷史當中得到警醒,而不能悲觀消極、造成誤判。今天的中國,有著堅強的領導核心,強大的民族團結,積累了深厚的發展基礎。要高舉和平發展大旗,以應有的大國心態、全球視野,在國際競爭的大棋局中,審時度勢,縱橫捭闔,信心滿懷地開創中華民族幸福美好未來新時代。
  二、經驗主義是創新發展的大忌,擺脫羈絆一定要超越思維定式。
  近代中國,閉關自守,即使國門被列強洞開,“睜眼看世界”逐步成為上下共識,但甲午戰爭前后,中體西用的思維仍主導整個朝野。經歷了明治維新的日本,迅速崛起,已經成為東亞具有擴張野心的資本主義強國;而此時的大清朝,依然以“天朝上國”傲視“蕞爾小邦”,在軍事戰略指導上更是沒有方向。
  在推進軍事變革上,只引裝不納制。日本按西方軍制全面改造軍制,從作戰指揮、軍事訓練、勤務保障等方方面面實現了近代化。而清軍還是沿用冷兵器時代的制度機制,用管理陸軍的辦法管理新式海軍,雖然進口了大炮軍艦,制造了一些武器彈藥,也換了軍裝,訓練了新軍,但總體上在軍隊軍制、軍事指導和作戰方法上遠遠落后。在戰略預判、有針對性備戰上鑄成大錯。
  在發展裝備上跟進意識不強,不適應緊迫戰爭準備需求。1890年,北洋水師2000噸位以上的戰艦有7艘,共計噸位2.7萬多噸,日本海軍2000噸位以上的戰艦有5艘,共計噸位1.7萬多噸。而到了甲午戰爭前夕,日本海軍的總噸位達到了6萬多噸,北洋水師卻沒有增添任何艦只,且艦齡漸漸老化,與日本新添的戰艦相比,活力弱、射速慢、航速遲緩。而且北洋水師的艦上火炮炮彈不足,質量不好,型號不一,有藥無彈、有彈無藥的問題突出,有的打不響,有的中敵艦而不裂,有的根本無法裝入炮膛。黃海戰前半個月,英國駐華公使赫德在給本國政府的報告中說:“當前的難題是軍火,漢納根(北洋艦隊的英國顧問)已受命催辦彈藥,他想能湊夠打幾個小時的炮彈,以備作一次海戰,在海上拼一下,迄今無法到手,最糟糕的是,他恐怕永遠無到手的希望了?!?br />  主觀主義、經驗主義永遠是新生事物的絆腳石。一百多年來,世界軍事變革一刻也沒有停止。我們要汲取歷史慘痛教訓,用敏銳的思維、宏闊的視野感知世界、跟進變革。海灣戰爭以來,戰爭形態和樣式急劇變化,美軍近年來相繼提出“網絡中心戰”、“空海一體戰”、“全球軍事打擊”等軍事戰略,軍事指導理論變化之快前所未有。我們既不能原地踏步,也不能亦步亦趨地追趕,而要立足自身條件,搞清楚強敵是誰、從哪里來、用的什么武器、軟肋是什么,有針對性地進行戰爭準備,充分發揮我們的優長,瞄準敵人的死穴,只要敵人敢于來犯,就要確保來之能戰、戰之必勝。
  三、當前的威脅主要來自海上,但應對挑戰一定要超越海洋。
  在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統治史上,都是圍繞逐鹿中原爭奪王權、鞏固政權,歷代統治者從來都僅僅是把海洋作為天然屏障,從不予以重視。1840年,英國艦隊從海上打開了中國國門,列強隨之破浪而來,清政府仍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海權時代的到來,遲遲不能超越大陸意識、陸戰思維,造成戰略視野狹隘、軍事指導落后、裝備發展遲滯,成為最終徹底失敗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長期不重視發展新軍種。直到1884年,日本侵犯臺灣后,朝野大驚,才引起了一場海防大討論,李鴻章上了一道《籌議海防折》,充分陳述了海軍海防問題的重要性迫切性,進言呼吁購買鐵甲巨艦,但清政府不以為然,不予采納。也是1884年,好不容易建起來的福建水師在中法戰爭中全軍覆沒,光緒帝才頒布“懲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師為主”的上諭,成立了海軍衙門,組建北洋水師,但投入遠遠不夠。截止到甲午戰爭爆發前,李鴻章用于修筑炮臺、船塢和籌建海軍購買艦船的費用總計3500萬兩白銀,僅占同期清政府財政開支的2%,遠遠低于同期陸軍的軍費開支;同時,清政府依靠少得可憐的關稅厘金來維持海防建設,拆東墻補西墻。
  另一方面,沒有海權思想,沒有清晰的建設運用海軍的戰略思路。長期固守“以陸制?!?、“陸主海從”的作戰思想,認為“戰不如守,而守即為戰”,列強雖從海上來,但“不必與戰于?!?,而應“不爭大洋沖突,只專??趪婪馈?,僅僅視海軍為專防內地向??诜烙难由?,加之重臣把保存軍事裝備作為擴張政治勢力的資本,又延伸出所謂“保船制敵、避戰保船”的狹隘消極的治軍作戰指導思想。
  近代以來,外國對我國的侵略都是從海洋來的,現在我們的主要威脅也是來自海洋,海洋已經成為我們的最大風險點和戰略競爭點,許多的矛盾問題都聚焦在海洋上。我們迫切需要增強海權思想和奪取海權能力,對我們主張的海域具有更強的甚至是絕對的掌控力。我們需要建設海洋強國,但海洋不是孤立的,我們不能簡單地、機械地由海洋到海洋,要認識到,海洋是陸地的延伸,空天是陸海的延伸。沒有空天的優勢就沒有海洋和陸地的優勢,沒有制空權、制天權,就沒有制海權、制陸權。建設海洋強國,毫無疑問,在戰爭的威脅更多來自毫無邊界的太空的時候,我們必須考慮到建設空天強國。很難想象,一個沒有制空權、制天權的國家,能夠建設起海洋強國,能夠在海上打勝仗。
  贏得戰爭,關鍵在掌握戰爭的主導權。60年代,中國成功地發射“兩彈一星”,爭得了難得的戰略主動,保證了半個世紀在沒有陸、海、空優勢下的和平發展。今天,我們的安全威脅主要來自海上,軍事斗爭焦點也在海上,但海上威脅不一定在海面解決,海洋強國不僅僅是海軍強國。當今時代,空天已成為國家“第一防線”,成為國家安全的總樞紐、總“閥門”。一架現代戰斗轟炸機或一架戰略轟炸機的致命效能指數與戰術核彈不相上下。以天基信息為支撐的現代空襲小可制敵,大可滅國。杜黑60年前所言“在空中被打敗等于戰爭失敗”,在今天已成現實,并且未來必然延伸至空間。陸上安全維系于空天,海上安全也維系于空天??仗鞗]有安全,一切安全都無從談起。在已經到來的這個空天時代,空天一體是大國空軍確立戰略軍種地位、履行戰略使命任務、維護空天和平與安全的必由之路??夏岬显A言,誰控制外太空,誰就會控制地球??刂屏丝仗?,也就控制了海洋。今天,我們應對海上威脅,必須將目光移向空天。當空天時代到來的時候,我們的思想必須首先要占領太空制高點。這是由爭奪戰爭主動權、主導權一般規律決定的。國家安全的最終威脅在空天。在空天有多大的威懾力,在海面就有多大的勝算力??哲娛俏磥韲野踩摹扒嫣熘?,必須擔負起爭奪戰爭主導權的特殊時代責任。
  總結甲午教訓,走出甲午思維,就要以宏闊視野籌劃和指導軍事力量建設,緊緊圍繞爭奪戰爭主導權建設發展空軍,在掌握運用“制高點”武器上實現新突破。如果說航空母艦是因為有了艦載機而曾經主宰海洋的話,那么空軍必須依靠新的飛行器及導彈、激光、電磁、動能等武器配置而主宰空天。我們反對霸權、強權,絕不做欺弱凌小的事情,但也絕不能總是被動退讓,對所謂的“遏制”、“圍堵”聽之任之。當我們的戰略利益受到威脅時,我們將發揮空軍全域覆蓋、空天機動、多維制敵、精確打擊之優長,隨時應對來自陸地、海洋、空天的各種威脅。
  四、戰爭是國家綜合實力的較量,建設現代化強軍一定要超越軍隊。
  戰事之敗敗在軍,軍隊之敗敗于國。國家戰略的失敗是最大的失敗。甲午戰爭爆發前,國情是中劣日優,戰爭準備是日本準備充分、中國倉促應戰,日本政權穩固、中國政權動搖,日本民族統一、中國一盤散沙;國力是中強日弱,軍力是中弱日強,清朝的財政收入大約是日本的3倍,但在軍費投入上卻不及日本。日本軍費投入占財政收入的60%,多數用在發展海軍,而清政府用于海軍的投入僅占財政收入的2%。
  對發展現代國防,清廷大臣出于政斗考量,相互杯葛,各執己見。甲午戰爭爆發前三年,右翼總兵劉步蟾已發現北洋水師戰斗力遠不如日本,向李鴻章疾呼“添船換炮”,而朝野人士皆不以為然,主管戶部的翁同龢置若罔聞,決定海軍經費停撥兩年。原本打算購買英國在世界上活力最強、航速最快的巡洋艦,因經費短缺被日本買去,這艘被日本命名為“吉野”號的戰艦最終成為海戰中北洋水師的克星。
  由于尖銳復雜的社會矛盾造成社會動員嚴重乏力。晚清末年,因朝廷殘酷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和各地的暴動,當外敵入侵、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時候,清政府無法、無力統一國家意志、凝聚人民力量。在國家興廢存亡的關頭,朝廷既無權威調動南洋水師參戰,也沒能力發動全民抗戰,地方官府貼出告示,對老百姓誘之以利,許諾“助官抗日,可免三年錢糧”,但仍得不到響應,喚不起斗志。戰爭時,《舊金山早報》記者采訪了在舊金山經商或做苦力的華人,他們都不關心戰爭,對2000名清國海軍官兵死亡更是無動于衷。梁啟超曾經在日本親眼目睹了日本國民踴躍參軍的場面:“親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營房當作莫大的光榮”,“那光榮的程度,中國人中舉人進士不過如此”。對于日本軍人的“祈禱戰死”,連梁啟超都“矍然肅立,流連而不能去”。
  總結甲午教訓,就要把國防和軍隊建設放在整個國家發展的大局下考量,舉全黨全國之力,而不是單單靠軍隊,國防工業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風氣的好轉、兵員來源的優化、全社會國防意識的增強,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尤其要處理好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充分認清強軍是強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軍國霸權的瘋狂性危險性往往超過想象,戰勝強敵一定要超越國界。
  帝國主義為了爭奪霸權,爭奪勢力范圍,不講規則、不擇手段,滅絕人性,給受害國帶來深重災難。日軍攻陷旅順后,對城內進行了四天三夜的屠殺、搶劫和強奸,死難者2萬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難。英國人艾倫在《在龍旗下》和美國記者克里曼記載了一幕幕慘無人道的場景:“他們野蠻的屠殺非戰斗人員和婦女兒童,遍地躺臥著肢體殘缺的尸體”,“用刺刀穿刺婦女的胸膛,將幼兒串起來挑向高空”,更慘的是“有一家炕上母親的身邊圍著四五個小孩,小的還在吃奶就被捅死了,槍聲、呼喊聲、尖叫聲、呻吟聲到處回蕩”。
  甲午戰后,一紙不平等的《馬關條約》毫不留情地把中國的土地割去、白銀拿去,中斷了中國近代化進程,使中國跌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之后,西方列強興起瓜分中國熱潮。
  當前,日本軍國主義有重新抬頭的趨勢,不斷發出危險信號,頻頻采取軍事挑釁行動,這種亞戰爭狀態,是軍事手段別樣的運用,是沒有打響的戰爭,即隱形戰爭。我們一定要意識到,戰爭已逼近我們家門口,危險、危機已經到來,決不能高枕無憂,再一次沉睡過去。應該看到,目前日本所作所為日益背離理性、走向失控。安倍叫嚷“中國同日本和其他亞洲鄰國的沖突是根深蒂固的需求”、“日本將阻止中國掠奪他國的領土”。為此,我們應有兵臨城下的危機感,不能等到開火才認為是戰爭到來,必須充分準備,做好打惡仗、打硬仗的準備。軍國主義是亞洲及世界公敵,其侵略性殘酷性破壞性遠未被世人認識到。中國要站在世界反軍國主義斗爭的最前列,并帶動整個亞洲及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消滅軍國主義殘余,徹底鏟除其根苗。這是為了中國、亞洲、世界和平,也是為了日本本身的利益。(作者署名:余愛水北京軍區空軍政治部主任)
  反思甲午戰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腐敗必亡!弱軍必??!怯戰必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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